潘幼柏打开车上的暖气，确保一会儿姐姐上车迎接她的是足够的暖意。

“姐姐，怎么了？”

那边报上地址。

无比熟练。

受害者身上的伤痕、侵犯的痕迹、知情人的描述，虽然只是文字，但不知为何潘幼柏特别恶心。

“幼柏，”仿佛被木炭烙哑的嗓音，极尽狼狈和苦楚。

潘幼柏不是原告代理人，他就是坐在栏杆后面那个人的辩护人。

这个情况不是第一次，也不是第二次了，因此潘幼柏没有任何废话和犹豫。

快恢复，像强大的系统板正了出错的程序。

一个、两个、三个……

潘幼柏用手支着额头，看不进去时就开始默念：应该，这是我应该的，这是责任、是人权、是维护、是秩序、相适应、罪责刑……

一个由法院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。

潘幼柏尝试清洗，但污渍接触清水，反而晕得更大了。

时间已从早秋走到了深冬，寒风裹挟着湿气直往人骨头缝里钻。

再一个红灯后，潘幼柏一眼就看到了街边的潘以凝。白皙的双脚赤。裸，早已被血迹沾染，身边放着一个婴儿车，手上还抱着个孩子。

室内灯光泛黄，给人暖洋洋的感觉，干净的毛巾、换洗衣物和洗漱用品早已放在床上。

嘲弄制度、嘲弄受害人、嘲弄作为辩护人的他。

他想起了那个在看守所里笑着的男人，一脸的戏谑与嘲弄。

红灯不过三十秒，此刻却仿佛被拉长了十倍，周遭的喧嚣、闪烁的红光、嬉笑的人群，点着方向盘的手指越来越快速。

某天深夜，潘幼柏烦躁地翻着案卷，仿佛左右翻转那些信息就能明晰地印进大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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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幼柏没有询问，甚至没有开口，反正问来问去、说来说去什么都不会改变。

两人就这么一直静默地回到潘幼柏家里。

手边的电话震动，潘幼柏迟缓地抬头，在看见上面的名字时心里微微一颤。

潘幼柏知道潘以凝定然没吃晚饭，在她喂完孩子将其哄睡后，把一碗面放在了床头柜上。

潘幼柏语调带上了期冀，每次、每次姐姐都会很快发现他的不对劲。

关完灯的潘幼柏刚准备走，又折回来将外套放下，把桌上成叠的资料抱起。

“你在哪？”在说话的同时外套已经抓在手上了。

潘幼柏下车后立马将车上常备的羊毛毯盖在潘以凝身上，一手接过孩子，一手拉过婴儿车。

身旁放着的是还未干透的西装外套，上面还有些许黄色污渍，那是回律所时，在楼下被受害人母亲扔的鸡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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