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好。”

我付了钱。

他把菜装进旧报纸卷成的纸袋，递过来时故意松得早了一些。

纸袋掉在地上。

一个土豆滚出去，撞到旁人的鞋尖。那人立刻挪开脚，土豆又滚了一小段，停在一摊积水旁边。

我没办法蹲得太低。

义肢的膝部不会像真正的关节那样顺从。我先将拐杖横过来撑住身体，再慢慢弯下右膝。残肢被接受腔顶得发疼，身体晃了一下，手指离那个土豆还差一点。

周围安静了片刻。

没有人帮我。

本来也不该有人帮我。

我又往前探了探，终于把土豆捡起来。起身时右腿发颤，拐杖底端在湿地上滑了半寸。我下意识收紧腰腹，稳住了，没有摔。

有人从旁边走过去，小声说了一句：“活该。”

我把土豆表面的泥水在外套上擦干净，放回纸袋。

是的。

活该。

上午八点，我去了军需后勤处。

战后缺人手，我虽然已经退役，仍被安排在这里整理阵亡和失踪军人的遗物。这个职位不需要与太多人交谈，也不需要长时间站立，很适合一个只有一条腿、名声又不怎么样的人。

后勤处原本是一座货运仓库。

屋顶很高，窗子靠近房梁，常年照不进多少阳光。一排排铁架从门口延伸到最深处，上面堆满军绿色的遗物箱。每只箱子都贴着编号，有些写着姓名，有些只有发现地点和所属部队。

我每天的工作，就是登记、清理、归类。

等待家属认领。

或者等待它们再也无人认领。

进门以后，我先把拐杖放进办公桌与墙之间的缝隙里。那里不容易被人看见。随后坐下来，把左边裤腿从膝盖一直理到鞋面。

第一只遗物箱来自西线步兵团。

箱子的主人叫阿乐，二十二岁。里面有一件烧坏半边的军服、一只停在四点零七分的怀表、三枚硬币和一封没有寄出的信。

信封上写着“给姐姐”。

我没有拆。

军需处的规定是，未拆封的私人信件应保持原状，直接交还家属。于是我只用软布擦去信封表面的灰，将卷起的边角轻轻压平，再装入防潮袋。

第二只箱子没有姓名。

里面是一把断齿的木梳，一只儿童尺寸的红色毛线手套，还有半张照片。照片上只剩下一个女人的右肩和一小片花园，另一半已经被火烧没了。

我将物品逐一编号。

木梳，01。

手套，02。

照片残片，03。

发现地：北部旧车站。

所属人员：待核。

保存状态：较差。

处理建议：长期留档。

写到“长期留档”时，我停了一下。

这几个字通常意味着，不会再有人来把它们领走。

下午，一位老人来认领儿子的遗物。

他把一张已经折得发软的证明递给我。纸上写着他儿子的名字：张怀恩，工兵营，停战前二十七日失踪。

我在名册里找了很久，终于找到相应编号。

箱子放在第三排铁架的最高层。我需要站起来才能取到。

我伸手去摸藏在桌旁的拐杖。

老人顺着我的动作，看见了左边裤腿下僵硬的轮廓。

他的神情变了。

“你是许烬？”

我的手停住。

“是。”

老人盯着我看了几秒。

那双眼睛与镇上其他人的不太一样。里面没有立刻燃起来的愤怒，只有一种漫长得近乎空白的疲惫。

“公告栏上那个？”

“是。”

他垂下眼，望着我的左腿。

“你活下来了。”

我没有回答。

“我儿子没有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”

“你为什么跟我说对不起？”老人抬起头，“他又不是你丢下的那一个。”

我握着拐杖，指节一点点收紧。

老人沉默片刻，突然笑了一下。

那笑比责骂更令人难受。

“要是他也像你一样，只顾自己就好了。”

我站在原地。

他转过身，不再看我。

最后是值班员替他取下遗物箱。老人抱住箱子，像抱住一个太轻的孩子。他离开时，没有再说一句话。

仓库的门合上，灰尘在斜照进来的光线里缓慢沉浮。

我重新坐回桌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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