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闻言没有反对，二话不说带我一起杀向球场。

她摘下耳机走了过来，伸手将咖啡放在我手边的桌面上，然后轻轻拂开我慌乱的手，在电脑键盘上重新输入了一行代码，拯救了那尖叫报警的可怜数据库。

“唔，”我既没点头也没摇头，只是含糊道，“是的吧。”

相遇

当时她左手抱着一摞书，用我们医学生的行话叫“蓝色生死恋”，是人卫出版社出版的一系列医学教材，封皮是非常诡异的蓝白配色，是折磨无数苦逼医学生的噩梦。

大三的时候，我见习轮转到耳鼻喉科，带教老师是范教授，擅长做耳鼻喉头颈肿瘤。

右手端着一杯茉莉生椰拿铁，肯定是热的，因为我的嗅觉和听觉都非常灵敏，能先于脚步声引起我注意的味道，一定是因为温度高所以气体分子热运动快导致的。

我感觉到耳根发烫。

她当时在我旁边，几不可闻地松了一口气。

再次遇见她是在寝室楼道里，我惊讶地发现她竟然住我隔壁寝室。

她收回手拿起咖啡，走之前用只有我能听见的声音说：“你的右耳廓上有颗红痣，很漂亮。”

我一瞬间有些走神，循着这股好闻的味道扭头看过去，看到了被热咖啡烫红的手指，手上的皮肤很白皙，骨节分明，指节修长，隐隐透着劲力，是老师们口中典型的适合做外科的手。

而她恰巧从旁经过。

我最终还是紧张得不知该如何作答，像个没见过世面、第一次进城的乡巴佬。

我悄悄地想：“安其姝，这是我为喜欢你这件事而留下的烙印，我甘之如饴。”

我知道她在我背后，抱着书的手为了省力而靠在椅背上，向前俯身够到我的键盘，过肩的长发顺着垂落下来，从我侧颈最敏感的皮肤上划过。

她臂弯里挂着一件白大褂，另一只手上拿着深蓝色的实验记录本，本子看起来很旧了，书脊开裂后又被针线钉上，里面贴了太多便签导致书体比书脊厚了两倍。

“弄好了，不谢。”她温和的声音从上方传来，我脑子发懵，半晌也没能哼出一句回答。

她注意到我的目光，停下脚步看了我一眼，我注意到她的虹膜是深褐色的，和她的发色一样。

来她几经辗转，带我去找了一位老专家——一位在急诊换药室工作的老护士，甚至并不是什么烧伤科或者整形外的医生。

后来的连续几天里，我只要有空闲时间就会坐在那块公共区域自习，但我并没能再次凑巧遇见她。

曾经的我是不信命的，但是后来的我坚信，遇见她一定是上天的安排，不然怎么会恰在最美的年纪，恰在蝉鸣聒噪的午后，恰在心脏漏跳一拍的瞬间。

我们的初见就是这样，充满戏剧性和命运既定的成分。

那天，我们在教学楼分析数据库，目标是得出某个致癌基因在头面部肿瘤中的患者生存率和预后情况。

他的妻子是药学院的凃老师，平时日常工作是讲课和带组做研究。

我悬着的心也终于落下，随着伤口的好转，心情也自然疏朗起来，开始跃跃欲试要打球。

“那那个，学姐好，你你竟然住这儿吗？我就在隔壁欸，好巧。”我紧张得不住在裤腿上擦手心的汗，声音有些发抖，听起来倒像是很兴奋激动的样子。

半年后我的腿彻底好了，虽然留下一片难看的伤疤。

于是在范教授的引荐下，我和同一见习小组的冯慧同学认识了凃老师，她教我们怎么用生信数据库筛选分析致病基因，还教我们基本的科研绘图和论文写作。

但这位老护士非常厉害，看过我腿上伤口之后，只说了一句：“放心，能治。”

她当时戴了耳机，也不知道听的是什么，她轻快的步伐就像踩在五线谱上的音符，大概是一首描绘夏天的曲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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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我们学校的教学安排，我们从大一开始在校医院早见习，大三开始在附属医院见习。

我感到有些失落，像只吃过精品狗粮就不愿意再流浪的小狗。

我认识安其姝是个巧合。

“欸，静女，那是你朋友？”冯慧在她走远后小声问我。

我飞快地扭过头不敢对视，欲盖弥彰地随便敲了几下键盘，没注意到电脑屏幕上的曲线图诡异地上蹿下跳起来，激起一连串红色的感叹号。

于是我和冯慧在凃老师手中接过一个课题，经常在教学楼一楼的公共区域边分析数据边讨论。